国语问题中一个大争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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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语?
国音京调?
在讨论这个争点之前,应当先把一个谬误的观念校正。这观念就是把统一国语的“统一”,看做了统一天下的“统一”。所谓统一天下,就是削平群雄,定于一尊。把这个观念移到统一国语上来,就是消灭一切方言,独存一种国语。
这是件绝对做不到的事。语言或方言,各有它自然的生命。它到它生命完了时,它便死;它不死时,就没有什么力能够残杀它。英国已经灭了印度了,英语虽然推广到了印度的一般民众,而种种的印度语,还依然存在。瑞士的联邦政府早已成立了,而原有德意法三种语言,还守着固有的地域,没有能取此代彼,以求“统一”。法语的势力,不但能及于法国各属地和比利时瑞士等国,而且能在国际上占优越的地位,然而在法国本境,北部还有四种近于法语的方言,南部还有四种不甚近于法语的方言,并没有消灭。从这些事实上看来,可见我们并不能使无数种的方言,归合而成一种的国语;我们所能做的,我们所要做的,只是在无数种方言之上,造出一种超乎方言的国语来。我的意思,必须把统一国语四个字这样解释了,然后一切讨论才能有个依据。
既然国语是超乎方言的,就可见两个方言相同的人,本来用不着国语;所要用的,只是方言相异的人。正如我们在伦敦时,看见了广东人不能说话,就只能借用英语;英语就可以算是我们的临时国语了。我们在不得已时,连外国语也要借来做临时国语,可见我们理性中,本有牺牲的精神存在着。那么,现在要制造国语,要我们稍稍牺牲一点,而于我们原有的方言,并不加以损害,我们又何苦不肯呢?所以现在讨论国语中一切问题,只须从事实上着想;从前因为误会了“统一”两字,发生许多无谓的意气争执,已过了也就算了。
我的理想中的国语,并不是件何等神秘的东西,只是个普及的,进步的蓝青官话。所谓普及,是说从前说官话的,只是少数人,现在却要把这官话教育,普及于一般人。所谓进步,是说从前的官话,并没有固定的目标,现在却要造出一个目标来。譬如我们江阴的方言,同官话相差的很远。从前江阴人要学官话时,并没有官话的本子,只是靠着经验;他今天听见有人称“此”为“这”,称“彼”为“那”,他就说起“这”与“那”来,后来觉得没有什么阻碍,他就算成功了;他明天又听见有人称“何物”为“什呢羔子”,他也照样的说,久后才觉得这是一句江北话,不甚通行,必须改过,他就算失败了。他这样用做百衲衣的办法,一些些凑集,既然很苦,成绩也当然不好。但他有一种不可忽视的精神,就是他能暗中摸索,去寻求中国语言的“核心”。我们现在要讲国语教育,只须利用这种向心力,把一个具体的核心给大家看了,引着大家向它走。我并不敢有过奢的愿望,以为全中国人的语言,应当一致和这核心完全密合;我只想把大家引到了离这核心最近的一步————就是我们见了广东人,可以无须说英国话的一步。
这样,我们可以说到核心的本身了。我简单的说,我实在不赞成京语。
我并不是不愿意使北京以外的多数人,曲从北京的少数人,因为这种的曲从,结果还是自己便利。我也并不是说用了京语,我们的牺牲就太多了;我们本有牺牲的精神,即使我们说“鹿”,北京人要说“马”,我们又何尝不可以说。我所顾虑的,只是事实。
第一,在京语范围以内,自“内庭”以至天桥,言语有种种等级的不同。我们该取那一种呢?于是有人说:以北京中等社会所用的语言为标准。这显然是直抄了英国但尼尔琼司的老文章,琼司主张英语的音,应当以伦敦中等社会的音为标准(注意:琼司所说的只是音,我们说到国语,还有许多音以外的事项),已受了许多英国学者的非难。但平心而论,他的见解还不错,因为他所说的中等社会,并不是空空洞洞的:他指出了一个宿食学校,当做中等社会的代表。这宿食学校,就是吴稚晖先生所说的饭桶学校,实在是个很可笑的东西,但在伦敦社会中所占的势力,可着实不小。这是因为英国的公立学校,所造就的只是个有青黄不接的学生。凡在公立学校毕业的学生,大都只有进商店或工厂做学徒的资格,要进大学,或要在工商界中占到较高的位置,就非另行经过一个预备学校不可。而这种预备学校,公立的可很少。又这个期间的学生,年纪平均在十四五岁以至十八九岁之间,在父兄方面,可算得最难管理的一期;而要叫职业很忙的父兄,分出许多精神来管理这班麻烦的大孩子,也是苦事。因此宿食学校,就应运而生,特别发达;做父兄的,也乐得费一些钱,把他孩子的学业,宿食,管理,一起交给别人代办。从这上面看,可见宿食学校的语言,并不只是宿食学校校门以内的语言,其势力可及于大学学生和工商界的高等执事。而各宿食学校的语言,又何以能统一呢?这是因为宿食学校的先生,虽然可笑,总也是大学出身,师母,亦许当初也是宿食学校的学生。这样经了许久时候的盘滚下来,其语言当然可以成为一种风气了。
现在我们可以想一想:在所谓北京的“中等社会”里,能有这样的现象没有?如其没有,又何必直抄别人的老文章。而况琼司的话,还没有得到一般学者的承认;在推行上能否有效,现在也还全无把握。
第二,既然说是京语,而且说是北京中等社会的语言,则一般主张者心里所希望的,当然不同我所希望的一样简单:我只希望方言不同的人,能于彼此达意,他们必然于希望达意之外,更希望大家所说的,是彼此互相密合的真正京语,不是蓝青京语。若然说,希望的是真正京语,如其不能,便蓝青些也不妨,这就未免太滑稽了。若然真要贯彻主张,要办到大家说真正京语,就有两个最简单的问题:一是怎样的教,一是怎样的学。就教的方面说,以非北京人而教京语,当然不行;若要请北京人教,恐怕就把北京的中等社会搬空了,也不见得能够分布得来(以每县需用教师十人计,全国共需万人以上。北京人口号称四十万,除去外省人,上等社会,下等社会,小孩而外,所余的中等社会,已属无几;要再在这里面找出能于教语言的人来,不知道能不能满一万);而且“一传众咻”,结果也未必能好。至于学的方面,困难更多。我敢大胆的说:一个人所能说得最圆熟的,只有一种语言;其第二种语言无论是外国语或是另一种方言,都只能说到达意的一步。以我自己而论,我在未到北京之前,就学过一些京语,后来在北京住了近乎三年,时间不能算短了,但是我曾经问过我一个学生(他是北京人):我还是用自然的态度,说我的(蓝青)官话好?还是竭力模仿说京话好?他说:先生的官话,我们句句听得懂,可以不必说京话。我问:说了呢?他说:有点儿“寒伧”!我当然是下愚不足为例;但我在北京所常常往来的几十个外省朋友,也几乎个个和我一样。那么,下愚如此之多,也就很可以注意了。而且也颇有若干人,是竭力主张京语,竭力为京语辩护的,而他自己所说的京语,也就“寒伧”得可以。
在这种情形之下,我们可以知道硬学京语,只是多用了许多无谓的工夫,结果还是只能到达意的程度,一方面还要得到北京人“寒伧”的评语,既不经济,又不讨好。
第三,我要请大家不要看轻了中国国语已有的好根基,这根基便是我们现在笔下所写的白话文,也便是一般主张说京语者为京语辩护时笔下所写的白话文。我并不说目下的白话文,已经全国一致;但离开一致,也就并不甚远。例如我是江苏人,江苏语与广东语,可算相差得远了。但我所写的白话文(非江苏方言的),与广东人所写的白话文(非广东方言的),差异处就已到了最小度。这就是说,把两篇文章放在一起,已不容易辨别出地域性来了。这个好现象,并不是偶然构成的,也并不是近数年来提倡了白话文学用急火煮成的。从远处说,这是数千年来文言统一的副产物;从近处说,至少也是宋元以来一切语体文字的向心力的总结晶。我们不能说这种向心力,已很明显,很固定的凝结成功了一个核心,但核心的轮廓,已大体完成了。若然我们要废弃了这已有的成绩,要废弃了远自数千年,近自数百年来历史所构成的国语的根基,使国人对于语言的核心的观念,一致移换到京语身上去,我们就应当把今日以前一切已写的语体文字,并今日正在书写的一切语体文字,完全烧毁,而其代用物,却是《京话日报》《群强报》的语体文字。这里语体文字的好不好,另是一个问题;我们能不能把它普及于全国,也只须看我们的毅力如何。我所顾虑的是:我们要把不普及,不自然,非历史的语体文字,去制胜那普及,自然,而且有历史的语体文字,即使能办到,我们的寿命是不是嫌太短!
在我这一段文字里,我希望人家不要误会,以为我把语言与文字,纠缠在一起。我也知道语言与文字,有许多处应当分别讨论。但若是说,我们今日以后,说的该是京语,写的该是通用的语体文!恐怕也就不能算得一句话。
最后,而且最重要,我要把言语学上最大的一个原则提醒诸君:那就是言语是变动的,不是固着的。因其是变动而不固着,所以多则数百年,少则数十年以后的京语,就决不是今日的京语。京语我不甚清楚,就我的乡谈论,我不但觉得和六七十岁以上的老者谈话,可以发现许多不同处,便是近十数年来一条沪宁路造成了,一般社会的语言,也就受了相当的影响了。这等处,普通人是不甚注意的;但在研究语言的人,就不应当忽略。即如欧洲学者所讨论的国际辅助语,从前是有多数人主张要采用活语的,现在的议论,已渐趋一致,以为活语容易变动,不如用人造语,不过该用那一种人造语,目下还是问题。国语之于中国,亦犹辅助语之于国际。譬如我们现在采用京语为国语,就算什么阻碍都没有,到了若干年之后,京语的本身变动了,我们又该怎样?若是说,别处都用今日所推行的京语,而北京的语言,却不妨任其自由变动,则结果是北京一处,独屏于统一之外。若是说,到京语变了,别处也都跟着北京变,那就是北京人所说的“老赶”,我们江阴人说的“乡下人学像,城里人变样”,这国语统一的事业,就永远没有完成的一天。若要连北京人的京语,也限制着不许变,在事实上又绝对的办不到,从这上面看,可见以京语为国语是根本的不可能。
在这一节里,我也希望人家不要误会,以为我对于国语,有一成不变,永远不须修改的奢望。我的意思,只以为制定国语,既然不是儿戏,就不得不在它的寿命上设想到最稳定的一步。正如现在通用的一本电报明码,也就简单到极点了。但如一旦要加以修改,社会上还不免起许多纠纷。国语之于电码,应用之广,组织之复杂,何止千万倍,怎可常常修改呢?
以上是我不能赞成京语的理由。不赞成京语,当然赞成国语了(我对于现在所推行的国语,也有许多意见,因其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,故从略);但国音上忽然附加了“京调”两个字,可叫我模糊了。就我所知道,语言中之所谓调,不外乎两件事:一是语调,一是字调。语调虽然也带着些地域性,但因人类的心理作用是共同的,所以语言尽管相异,语调总是大致相同。例如一句疑问语,其结尾当然提高,决不会落低;一句含着重要语义的句子,其重要处当然加重,决不会减轻,所以这种的调,是人类所共有的,无“京”与“不京”之可言。至于字调,却是绝对的地域物,一个人学第二种语言,无论学得如何精,断断脱不了乡音的字调。因此言语学者断定某一种语言消亡时,其最后消亡的,便是这字调。这字调是各种语言中都有的(通常人称为accent,其实不大对),在中国语中尤为显著而有种种不同的系统,即所谓“四声”的声。若是我们要把它京语化,在事实上一定做不到;而况全体是国语,中间参了京调,即使做到,于事实上有什么好处?
所以我的意见,以为只须能把国音说得正确了,调却可以不管。因为句调是无须管得,字调是不能管得;因其不能管得,所以与其提倡国音京调,正不妨听任其为“国音乡调”。这国音乡调虽然是个游戏名词,但于“达意”之旨,一定没有妨害。而且我敢预料,除非是不要国语,如要国语,将来的结果终于是国音乡调。
1921年10月20日
京语?
国音京调?
在讨论这个争点之前,应当先把一个谬误的观念校正。这观念就是把统一国语的“统一”,看做了统一天下的“统一”。所谓统一天下,就是削平群雄,定于一尊。把这个观念移到统一国语上来,就是消灭一切方言,独存一种国语。
这是件绝对做不到的事。语言或方言,各有它自然的生命。它到它生命完了时,它便死;它不死时,就没有什么力能够残杀它。英国已经灭了印度了,英语虽然推广到了印度的一般民众,而种种的印度语,还依然存在。瑞士的联邦政府早已成立了,而原有德意法三种语言,还守着固有的地域,没有能取此代彼,以求“统一”。法语的势力,不但能及于法国各属地和比利时瑞士等国,而且能在国际上占优越的地位,然而在法国本境,北部还有四种近于法语的方言,南部还有四种不甚近于法语的方言,并没有消灭。从这些事实上看来,可见我们并不能使无数种的方言,归合而成一种的国语;我们所能做的,我们所要做的,只是在无数种方言之上,造出一种超乎方言的国语来。我的意思,必须把统一国语四个字这样解释了,然后一切讨论才能有个依据。
既然国语是超乎方言的,就可见两个方言相同的人,本来用不着国语;所要用的,只是方言相异的人。正如我们在伦敦时,看见了广东人不能说话,就只能借用英语;英语就可以算是我们的临时国语了。我们在不得已时,连外国语也要借来做临时国语,可见我们理性中,本有牺牲的精神存在着。那么,现在要制造国语,要我们稍稍牺牲一点,而于我们原有的方言,并不加以损害,我们又何苦不肯呢?所以现在讨论国语中一切问题,只须从事实上着想;从前因为误会了“统一”两字,发生许多无谓的意气争执,已过了也就算了。
我的理想中的国语,并不是件何等神秘的东西,只是个普及的,进步的蓝青官话。所谓普及,是说从前说官话的,只是少数人,现在却要把这官话教育,普及于一般人。所谓进步,是说从前的官话,并没有固定的目标,现在却要造出一个目标来。譬如我们江阴的方言,同官话相差的很远。从前江阴人要学官话时,并没有官话的本子,只是靠着经验;他今天听见有人称“此”为“这”,称“彼”为“那”,他就说起“这”与“那”来,后来觉得没有什么阻碍,他就算成功了;他明天又听见有人称“何物”为“什呢羔子”,他也照样的说,久后才觉得这是一句江北话,不甚通行,必须改过,他就算失败了。他这样用做百衲衣的办法,一些些凑集,既然很苦,成绩也当然不好。但他有一种不可忽视的精神,就是他能暗中摸索,去寻求中国语言的“核心”。我们现在要讲国语教育,只须利用这种向心力,把一个具体的核心给大家看了,引着大家向它走。我并不敢有过奢的愿望,以为全中国人的语言,应当一致和这核心完全密合;我只想把大家引到了离这核心最近的一步————就是我们见了广东人,可以无须说英国话的一步。
这样,我们可以说到核心的本身了。我简单的说,我实在不赞成京语。
我并不是不愿意使北京以外的多数人,曲从北京的少数人,因为这种的曲从,结果还是自己便利。我也并不是说用了京语,我们的牺牲就太多了;我们本有牺牲的精神,即使我们说“鹿”,北京人要说“马”,我们又何尝不可以说。我所顾虑的,只是事实。
第一,在京语范围以内,自“内庭”以至天桥,言语有种种等级的不同。我们该取那一种呢?于是有人说:以北京中等社会所用的语言为标准。这显然是直抄了英国但尼尔琼司的老文章,琼司主张英语的音,应当以伦敦中等社会的音为标准(注意:琼司所说的只是音,我们说到国语,还有许多音以外的事项),已受了许多英国学者的非难。但平心而论,他的见解还不错,因为他所说的中等社会,并不是空空洞洞的:他指出了一个宿食学校,当做中等社会的代表。这宿食学校,就是吴稚晖先生所说的饭桶学校,实在是个很可笑的东西,但在伦敦社会中所占的势力,可着实不小。这是因为英国的公立学校,所造就的只是个有青黄不接的学生。凡在公立学校毕业的学生,大都只有进商店或工厂做学徒的资格,要进大学,或要在工商界中占到较高的位置,就非另行经过一个预备学校不可。而这种预备学校,公立的可很少。又这个期间的学生,年纪平均在十四五岁以至十八九岁之间,在父兄方面,可算得最难管理的一期;而要叫职业很忙的父兄,分出许多精神来管理这班麻烦的大孩子,也是苦事。因此宿食学校,就应运而生,特别发达;做父兄的,也乐得费一些钱,把他孩子的学业,宿食,管理,一起交给别人代办。从这上面看,可见宿食学校的语言,并不只是宿食学校校门以内的语言,其势力可及于大学学生和工商界的高等执事。而各宿食学校的语言,又何以能统一呢?这是因为宿食学校的先生,虽然可笑,总也是大学出身,师母,亦许当初也是宿食学校的学生。这样经了许久时候的盘滚下来,其语言当然可以成为一种风气了。
现在我们可以想一想:在所谓北京的“中等社会”里,能有这样的现象没有?如其没有,又何必直抄别人的老文章。而况琼司的话,还没有得到一般学者的承认;在推行上能否有效,现在也还全无把握。
第二,既然说是京语,而且说是北京中等社会的语言,则一般主张者心里所希望的,当然不同我所希望的一样简单:我只希望方言不同的人,能于彼此达意,他们必然于希望达意之外,更希望大家所说的,是彼此互相密合的真正京语,不是蓝青京语。若然说,希望的是真正京语,如其不能,便蓝青些也不妨,这就未免太滑稽了。若然真要贯彻主张,要办到大家说真正京语,就有两个最简单的问题:一是怎样的教,一是怎样的学。就教的方面说,以非北京人而教京语,当然不行;若要请北京人教,恐怕就把北京的中等社会搬空了,也不见得能够分布得来(以每县需用教师十人计,全国共需万人以上。北京人口号称四十万,除去外省人,上等社会,下等社会,小孩而外,所余的中等社会,已属无几;要再在这里面找出能于教语言的人来,不知道能不能满一万);而且“一传众咻”,结果也未必能好。至于学的方面,困难更多。我敢大胆的说:一个人所能说得最圆熟的,只有一种语言;其第二种语言无论是外国语或是另一种方言,都只能说到达意的一步。以我自己而论,我在未到北京之前,就学过一些京语,后来在北京住了近乎三年,时间不能算短了,但是我曾经问过我一个学生(他是北京人):我还是用自然的态度,说我的(蓝青)官话好?还是竭力模仿说京话好?他说:先生的官话,我们句句听得懂,可以不必说京话。我问:说了呢?他说:有点儿“寒伧”!我当然是下愚不足为例;但我在北京所常常往来的几十个外省朋友,也几乎个个和我一样。那么,下愚如此之多,也就很可以注意了。而且也颇有若干人,是竭力主张京语,竭力为京语辩护的,而他自己所说的京语,也就“寒伧”得可以。
在这种情形之下,我们可以知道硬学京语,只是多用了许多无谓的工夫,结果还是只能到达意的程度,一方面还要得到北京人“寒伧”的评语,既不经济,又不讨好。
第三,我要请大家不要看轻了中国国语已有的好根基,这根基便是我们现在笔下所写的白话文,也便是一般主张说京语者为京语辩护时笔下所写的白话文。我并不说目下的白话文,已经全国一致;但离开一致,也就并不甚远。例如我是江苏人,江苏语与广东语,可算相差得远了。但我所写的白话文(非江苏方言的),与广东人所写的白话文(非广东方言的),差异处就已到了最小度。这就是说,把两篇文章放在一起,已不容易辨别出地域性来了。这个好现象,并不是偶然构成的,也并不是近数年来提倡了白话文学用急火煮成的。从远处说,这是数千年来文言统一的副产物;从近处说,至少也是宋元以来一切语体文字的向心力的总结晶。我们不能说这种向心力,已很明显,很固定的凝结成功了一个核心,但核心的轮廓,已大体完成了。若然我们要废弃了这已有的成绩,要废弃了远自数千年,近自数百年来历史所构成的国语的根基,使国人对于语言的核心的观念,一致移换到京语身上去,我们就应当把今日以前一切已写的语体文字,并今日正在书写的一切语体文字,完全烧毁,而其代用物,却是《京话日报》《群强报》的语体文字。这里语体文字的好不好,另是一个问题;我们能不能把它普及于全国,也只须看我们的毅力如何。我所顾虑的是:我们要把不普及,不自然,非历史的语体文字,去制胜那普及,自然,而且有历史的语体文字,即使能办到,我们的寿命是不是嫌太短!
在我这一段文字里,我希望人家不要误会,以为我把语言与文字,纠缠在一起。我也知道语言与文字,有许多处应当分别讨论。但若是说,我们今日以后,说的该是京语,写的该是通用的语体文!恐怕也就不能算得一句话。
最后,而且最重要,我要把言语学上最大的一个原则提醒诸君:那就是言语是变动的,不是固着的。因其是变动而不固着,所以多则数百年,少则数十年以后的京语,就决不是今日的京语。京语我不甚清楚,就我的乡谈论,我不但觉得和六七十岁以上的老者谈话,可以发现许多不同处,便是近十数年来一条沪宁路造成了,一般社会的语言,也就受了相当的影响了。这等处,普通人是不甚注意的;但在研究语言的人,就不应当忽略。即如欧洲学者所讨论的国际辅助语,从前是有多数人主张要采用活语的,现在的议论,已渐趋一致,以为活语容易变动,不如用人造语,不过该用那一种人造语,目下还是问题。国语之于中国,亦犹辅助语之于国际。譬如我们现在采用京语为国语,就算什么阻碍都没有,到了若干年之后,京语的本身变动了,我们又该怎样?若是说,别处都用今日所推行的京语,而北京的语言,却不妨任其自由变动,则结果是北京一处,独屏于统一之外。若是说,到京语变了,别处也都跟着北京变,那就是北京人所说的“老赶”,我们江阴人说的“乡下人学像,城里人变样”,这国语统一的事业,就永远没有完成的一天。若要连北京人的京语,也限制着不许变,在事实上又绝对的办不到,从这上面看,可见以京语为国语是根本的不可能。
在这一节里,我也希望人家不要误会,以为我对于国语,有一成不变,永远不须修改的奢望。我的意思,只以为制定国语,既然不是儿戏,就不得不在它的寿命上设想到最稳定的一步。正如现在通用的一本电报明码,也就简单到极点了。但如一旦要加以修改,社会上还不免起许多纠纷。国语之于电码,应用之广,组织之复杂,何止千万倍,怎可常常修改呢?
以上是我不能赞成京语的理由。不赞成京语,当然赞成国语了(我对于现在所推行的国语,也有许多意见,因其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,故从略);但国音上忽然附加了“京调”两个字,可叫我模糊了。就我所知道,语言中之所谓调,不外乎两件事:一是语调,一是字调。语调虽然也带着些地域性,但因人类的心理作用是共同的,所以语言尽管相异,语调总是大致相同。例如一句疑问语,其结尾当然提高,决不会落低;一句含着重要语义的句子,其重要处当然加重,决不会减轻,所以这种的调,是人类所共有的,无“京”与“不京”之可言。至于字调,却是绝对的地域物,一个人学第二种语言,无论学得如何精,断断脱不了乡音的字调。因此言语学者断定某一种语言消亡时,其最后消亡的,便是这字调。这字调是各种语言中都有的(通常人称为accent,其实不大对),在中国语中尤为显著而有种种不同的系统,即所谓“四声”的声。若是我们要把它京语化,在事实上一定做不到;而况全体是国语,中间参了京调,即使做到,于事实上有什么好处?
所以我的意见,以为只须能把国音说得正确了,调却可以不管。因为句调是无须管得,字调是不能管得;因其不能管得,所以与其提倡国音京调,正不妨听任其为“国音乡调”。这国音乡调虽然是个游戏名词,但于“达意”之旨,一定没有妨害。而且我敢预料,除非是不要国语,如要国语,将来的结果终于是国音乡调。
1921年10月20日